三张照片拍完，手机锁屏放回桌面，全程不到十秒。
苏牧把这三页文件重新夹回了它们待了五年的那个位置——某份工作台账的中间，和前后的会议纪要挤在一起，不显眼到如果不是逐页翻阅绝不可能发现。
他把档案袋合上，在录入清单上写了一行字：编号xxxx，2019年综合台账，36页，状态正常，待扫描。
状态正常。
没有任何异常标注。
苏牧把这份卷宗放回了文件柜的原位，关上柜门，坐回工位。
拇指摩擦食指指腹。
有意思。
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
五年了。
这份被错误归档的证词在铁皮柜里躺了五年没有人碰过，也许是当年办案时流转文件中的一次失误，有人把检察院的抄送件夹进了办公厅的台账里忘记取出来了，也许不是失误，是某个人刻意把这份东西藏在了一个不会有人翻到的角落里，等着有一天被需要的人发现。
苏牧不知道是哪种可能。
现在还不需要知道。
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父亲案子的证据链条上存在至少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小到在当年的庭审中没有被辩护律师抓住——或者被抓住了但被某种力量压了下去——但它确实存在。
一个裂缝就够了。
裂缝是可以被撬开的。
问题在于：撬这条裂缝需要的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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