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曾发誓会忠君爱国的中国书生，上海洋行的雇员，是叫朗德·莫林的梅蒂斯人，是邦联的军火采购代理人，还是邦联海军的红茶弗朗西斯。
我不知道，但也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代号后面的人，已经死了。
自从失去和故国的联系，我现在又失去了我唯一在异国的家人。
我不能哭出来，为奴隶的死而哭在这里是很奇怪的事，在白人眼里，斯蒂芬妮只不过是一个会呼吸的布娃娃，一个会跳舞的锡小人。
我想过要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我带你离开这里，回中国。”可我却不能说出口。
我想起她的生前最后的那句话，忽然明白，那不是情话，而是收据。
她收下了我给她的糖块，布垫，八音盒，每一次轻一点的责打。
她也为此交付给了我，她的身体，温顺，假哭，假笑，一声声甜腻的主人，直到生命的最后她把账结清。
我们都没有挑战制度的勇气，我们始终被社会身份牢固的束缚在自己的角色，我给她的不是爱情，而是暂时的宽容与收留，她回报我的也非忠贞，而是不哭到惹我厌烦，不抗拒我对她的肉欲。
而我对邦联也无忠诚，我非白人的身份困境让我在这场战争中，无论为邦联立下什么功绩，得到的都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暂时不会被白人主流抛弃的缓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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