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经理是个秃顶老汉，穿着皱西装，眼袋垂得像装了铅，瞅我一眼，嘴角扯出冷笑，哼声说：“又是个外乡佬。”旁边的服务员，个红发小子，端着托盘，斜眼看我，低声嘀咕：“红番跑这儿干嘛？偷棉花？”俩人挤眉弄眼，笑得像偷了鸡的狐狸。
我咬牙没吭声，矮胖子瞪了他们一眼，哼声说：“少废话，给他办房间。”经理翻开登记簿，随手在上面勾几下，丢给我把铁钥匙，哼声说：“三楼，12号，别弄脏地毯。”
矮胖子领我上楼，木楼梯吱吱响，可能随时要塌。
他推开12号房门，屋子小得像棺材，床板硬得像石头，桌上油灯晃得影子乱跳。
他咧嘴一笑，露出半口黄牙，低声说：“莫林，住得舒坦点。哦，对了，隔壁11号住的也是我们的人，有事好照应。”他拍拍我肩，眼神冷若冰霜，转身下楼，门咔嗒一关，像锁了囚牢。
我扔下包，坐在床沿，脑子里全是那绅士的笑，抛去给海关的，100英镑一次，听着美，可每次来都得把命押上。
经理的冷眼，服务员的嘲笑，像针扎在心头，隔壁那“自己人”怕是连我喘气都得上报。
第二天醒来，窗外码头汽笛吼得像野狗，阳光从厚窗帘缝里漏进来，刺得眼疼。
我翻身下床，木板吱吱响，头重得像灌了铅，瞧了眼旅店大堂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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