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润蕾的父母是第二天到的。
两位老人从老家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没有买到坐票，站了整整八个小时。
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底的青色和脸上深深的皱纹遮不住岁月的痕迹。
老爷子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满了家乡的土特产——红薯粉条、干辣椒、自家腌的咸菜。
他站在门口，佝偻着背，一双粗糙的大手在裤腿上搓来搓去，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女婿啊，”老太太一进门就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我们家闺女对不起你，我们都知道了。她不懂事，她糊涂，她对不起你。我们老两口没脸来见你，但我们就这一个闺女，我们不能看着她……”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淌下来。
老爷子站在旁边，嘴唇在发抖，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慢慢矮下去，膝盖砸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那个曾经在生产队扛两百斤粮食走十里路不喘气的男人，那个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没掉一滴眼泪的男人，跪在我面前，老泪纵横。
“陈恪，”老爷子的声音像生锈的门轴，沙哑、干涩、每说一个字都像在用尽全力，“我知道我们家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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