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吉回来的第五天，小夭在衣帽间里站了很久。
我路过的时候，她正把一件裸色的吊带裙从衣架上取下来，举在面前，歪着头看了半天。那件裙子买了三年，只穿过一次——去年我们结婚纪念日去外滩吃饭，外面套了一件西装外套，扣子系得严严实实。后来就再也没穿过。
“想穿？”我靠在门框上。
她转过头看我，嘴角慢慢地浮起一个弧度。那个弧度我太熟悉了——不是微笑，是“我有一个想法”的前奏。她在法庭上准备抛出一个关键证据之前，嘴角也是这个弧度。
“老公，”她把裙子贴在身前，转过来面对我，“我们好久没玩那个游戏了。”
“哪个？”
“你带着我。晚上。在外面。”她用手指在裙摆上画了一个圈，“不带顾霆。不带那些大镜头。就你和我，还有你的手机。像我们刚结婚那几年，顾霆还没出现的时候。”
顾霆。她忽然提起这个名字，让我有些意外。从普吉回来后，她提到过周，提到过k，但顾霆——那个男人已经很久没有被我们提起过了。不是遗忘，是某种默契的封存。他是小夭执业生涯中最特殊的一个当事人，那份十多亿的遗产官司她打了整整两年，最后赢了。他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法庭上撕破了脸，最后拿到了一大笔钱和一个空荡荡的家。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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