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宜认为这是画幅中精妙的留白：作者的挑逗，观者的饵钩，在暧昧的气氛中互相往返，彼此印证。
祁庸觉得她钱多烧的，神经病。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祁教授秉持的观点未免有些太悲观了。
她既不相信人类能够彻底摆脱神学的窠臼，也不相信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已经完成从‘神’到‘人’、再到‘法’的依归。
她甚至不怎么看得起艺术界——文化资本是以趣味为基础的货币，艺术消费创造社会归属感，建构并维持社会网络，其目的是获得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她当然不否认艺术作为区分阶级的工具固有其伟大与不得已之处，否则她也不会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了。
固然悲观，但她仍然认为艺术学科能够反应出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水平的高卓与平庸。
文宜察觉到她不是那种激进的反抗者，她顺流而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处发挥。
或许也可以说，她采取的策略是非暴力抵抗，这现代社会的苦行僧，在冷板凳上坐枯禅，忍受着简直不堪忍受的精神危机。
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文宜开门见山，邀请她技术入股，制作几幅中土名家遗作的仿品，卖给那些怀有某种东方主义凝视的文化霸权者。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在黑白的边界上走钢索呢，教授？你可以信...
[您的浏览器未开启 JavaScript，请点击加载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