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跪伏的姿势里，她的上半身抬起来，头朝着观众席的方向——不，她看不见观众席的方向——她的头只是本能地朝着她记得「空间更开阔」的那个方向抬起来。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然后她开口了。
她的声音——通过降噪耳机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大声说还是小声说。
但她的声音在祠堂里清晰可闻。
「德哥？」她问。
「这个不行。」「换下一个。」「这个不行。」「换下一个。」六个字。
在祠堂的木梁之间回荡。
不是从她的嘴里——是从祠堂的每一根柱子、每一片瓦、每一块青砖上，像回声一样折射回来——「这个不行——」「换下一个——」「这个不行——」「换下一个——」我跪在她身后。
裤子褪到大腿。
那个彻底软掉的东西搭在她的臀瓣上，润滑剂和她身体里的温热还粘在上面。
观众席的人——三四十双眼睛——全部看着我。
没有人笑。
这一次没有人笑。
那种沉默比哄笑更残忍。哄笑是一种参与——你在嘲笑一个人的时候，你承认他还存在。
而这种沉默是——「不值得再笑了。」「太惨了。」「不忍心笑了。」一种怜悯式的沉默。
我低下头。
看着自己裤裆里那个软掉的、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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