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烈的父亲苏建国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
苏建国是个退伍军人，在长沙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三十年，从车间工人做到车间主任，然后从车间主任下岗，然后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
他的手很巧，什么锁到了他手里都能开，但嘴很笨，一天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
苏烈从日本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吃晚饭时，苏建国坐在饭桌对面，低着头扒饭，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早上，苏建国出门摆摊前，在苏烈房间门口站了几秒，然后走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这样——沉默，但也没有任何负面的表示。
直到苏烈回家第六天晚上，苏建国喝完二两白酒后，突然开口了。
“你那工作，伤不伤身体？”
不是谴责，不是质问，不是“你怎么能干这个”。
是“伤不伤身体”。
一个退伍老兵、前车间主任、现锁匠，用他最关心的角度切入了一个任何父母都觉得难以启齿的话题。
苏烈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回答：“不伤。我练过功夫。”
苏建国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酒。过了很久，说了第二句话。
“你小时候在榕树下背书的那个老头，我见过。”
苏烈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不是在你背书的那些天。是你背完书之后，他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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