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什么都没做。
她让五月二十九日的第二次发生了。
为什么？
她告诉自己的答案是：因为她不确定。
因为她还在收集证据。
因为她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做出判断。
这些答案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漏洞：一个真正害怕被侵犯的女人，不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不设防。
她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她会在第一时间换锁，哪怕事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除非她的身体在潜意识层面不想设防。
除非她的身体在那一周的独处夜晚里，在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梦境中，反复回味着那些模糊的、被药物滤镜覆盖的感觉碎片，并且渴望它们再次出现。
陈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不能回答。
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会让她的自我认知产生更大的裂缝。
说“我忘了”是谎言，她是一个连书架上书本移动两厘米都能察觉的人，她不可能忘记换锁。
说“我不确定”是借口，她的化学分析记录证明她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判断力。
说“我不想”是承认，而承认这一点等于承认她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自己的沦陷。
苏逸的指尖在这段沉默中继续向下滑动。
从脖颈到锁骨，从锁骨到衬衫领口的边缘。
他的食指和中指夹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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